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認為譯者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譯者身份應該與著者身份平起平坐。這個譯者烏托邦簡直令人“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在那里，我，格爾茨的中文譯者，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就可以跳到地上，像孫行者那樣迎風脹大，成為跟巨人并肩而立的另一巨人。這場景……這個可能世界之一……真的就更公平嗎？世界上只有一個格爾茨，格爾茨的法身、本尊，在中國土地上卻有眾多的格爾茨譯者，格爾茨的應身、化身，但凡我等諸人各得法身本尊的一成法力，中國人類學界就不必去瘠薄的學科歷史中挖呀挖呀挖呀挖了。
我不需要這種虛假的譯者-著者平等。我很慶幸，借著《文化的闡釋》這部巨著，我能真正站上一位真正巨人的肩上，隨著他的目光洞察這個多重世界的多重意義；我能鉆進他的腹中，讓他借我之口用中文腹語。也許韋努蒂會說我是中了著者意識形態的毒，但我確實更喜歡隱身，希望讀者在閱讀時以為就是格爾茨在說漢語，忘了譯者的存在；除了不得不加的少許譯注外，我希望抹掉譯者存在的一切痕跡，雖然這多半也是自欺欺人。如果說某種程度上我贊同譯文應該保持適度的異質性而非完全歸化的主張，那也是因為譯文被假扮成一個美國人在說漢語，講述異域的故事。用本·安德森的話來說，講故事的人、故事和聽眾不是渾然一體的，而是存在裂隙的。
我希望——大概是奢望——多少展現出格爾茨的文風，讓我們找到閱讀格爾茨的快樂。過去我們或許太過尊重格爾茨的人類學家—學者身份，總想把他框限在幾個僵死的概念和命題中，從行文中去尋索嚴格的定義和論證。但格爾茨是一位想當作家的人類學家，他稱自己的作品為essay，雖被我譯成“散論”，以與“專論”（treatise）相對，但顯然也含有“散文、隨筆”的意思，融入了更多的修辭性、文體性，從而更加靈動、鮮活。摩洛哥偷羊的故事、巴厘島葬禮爭端的故事，還有他因觀看斗雞而被巴厘人接納的戲劇性故事，不僅寥寥數筆就勾勒出一眾鮮明的人物形象（包括他帶點自嘲的自畫像），字里行間還往往流淌著淡淡的幽默和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對異文化和研究對象的尊重和理解，在格爾茨那里不是一句教條的口號或裝模作樣的屈尊俯就，而是滲透在文字的肌理里，籠罩全篇、全書。在敘事的精到與事、理、情的交融上，我不知道有別的哪位社會科學家達到了格爾茨的境界。
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
因此格爾茨是美文家，是把文學性/藝術性同科學性完美結合的大師。他不是文思如泉涌、下筆如有神的那類才子，也不是胸中有點墨、吐屬無風雅的那類學究。他敘述，但敘述中已隱隱暗含了他的價值判斷和事實論斷；他論證，但論證不是從貌似硬邦邦的原材料中冷冰冰地推理出來的，而是一種帶著想象力和廣闊視野的思維躍遷，并出之以機智的雋語。他一語未了，往往立即加以限定、補充、轉折或閑筆宕開，辭藻華麗，也常常不避俚語，山重水復，意象迭出，讓人目不暇給。這也正是討厭“黑話”、并不晦澀的格爾茨讀起來令人費解的地方：你稍一走神，就會迷向，不知身在何地，何以至此，也不知前路何方。或者，你完全跟著格爾茨亦步亦趨，如入寶山，手舞足蹈，回過神來一想，卻發現似乎兩手空空。格爾茨的這種文風，源于他的“書寫的距離”：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在書寫，是在創作，是在“建構”——他自稱是個“建構主義者”——文化意義的拼圖，而不是在“再現”一種既定的現實。因此顯現在他眼前的，不只是透明文字背后的不透明實在，還有不透明的文字本身。他在同文字嬉戲。這要求于我們讀者的，大概是一種“閱讀的距離”：釋放我們的直觀和想象力，保持對這樣的文字游戲的敏感，讓我們的自由性靈奔行于紙面、現實和思維世界之間。
如果上面的話也算是為格爾茨樹碑立傳的話，人們可能會想起弗洛伊德說過的一句話：“傳記作者都以特定方式過度依戀他們筆下的主人公。”也許有一點吧，但這既是基于個人性情上的吸引，也是基于長期閱讀而做出的理性選擇。章學誠說過：“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國內的社會科學理論教育有兩種傾向，一是搞折中，認為每個理論流派都有各自的缺陷，若要“全面”解釋問題，就要“綜合”各家所長，這直接導致“學無宗主”的弊端，偏偏還有作為利益共同體的門戶的林立；二是趨新潮，以為“前沿的”（后現代、后人類、多物種等等）就是最好的，而不管當下的前沿如何從過去的前沿發展而來，更意識不到著名社會學家安德魯·阿伯特所說的抽象理論典范上的“循環出現”。我也是這兩種傾向的受害者（也許現在體內還有遺毒），曾經討論問題不扯上現代性、全球化、福柯、哈貝馬斯等就張不開嘴，甚至一度贊同格爾茨從前的學生、福柯的美國代理人保羅·拉比諾對格爾茨的批評，說他沒有跟上后現代主義的時代潮流，抱殘守缺，自甘落伍。在翻譯《燭幽之光》和《斯人斯世》的時候，我還不是格爾茨主義者，他只是我想要加以“折中”的有點過時的流派之一；隨著我對那些先鋒學派的極端主義、對各種客觀主義的科學觀和認識論的日趨濃厚的懷疑，對生活世界各層面的意義闡釋的同樣日漸濃厚的興趣，格爾茨的文化闡釋的穩健和卓見就越發深得我心。到譯完《文化的闡釋》、著手別書的漢譯時，我頓覺非格爾茨文字的淡乎寡味，并欣喜地意識到，我的學術宗主在哪里了。
格爾茨的“濃描”觀念提出和流行半個世紀了，然而放眼當前學界，比比皆是誤把資料匯編當“濃描”的研究作品，那描寫實在“淡”得味同嚼蠟。假如望文生義，“濃描”的概念的確容易讓人想成是資料堆砌或細節翔實之類做派，但這樣毫無新意的粗淺想法，用得著勞煩格爾茨借用賴爾的一個新詞來表達嗎？原來通譯的“深描”，倒似乎可以避免這一誤解，卻引向另一個更大的誤會：它引向對“深層（結構）”的不自覺聯想，而那是格爾茨批之不遺余力的列維-斯特勞斯式唯理智論的核心假說。沒有比在格爾茨的文字間投下列維-斯特勞斯的陰影更荒謬的了。再者，“濃描”的“濃”是指意義的濃厚、稠密，不在資料的多寡，這在賴爾的眨眼例子里已經非常清楚，當格爾茨感嘆他截頭去尾的一段田野筆記多么“濃厚”的時候更是點明了主旨：文化符號被置于由別的文化符號所構成的語境平面上，在這樣的關聯中突顯出特別的意義，而別具匠心的意義闡釋往往源于闡釋者的別具一格的語境選擇和構造，就像格爾茨把巴厘的日歷、人名和行為聯系起來所例示的那樣。這里沒有任何“隱藏”在符號“背后”或“下面”的“深層意義”問題。格爾茨曾調侃說，庫恩的“范式”概念被用得那么五花八門，也許庫恩希望自己從來不曾創造過它；“濃描”——更有趣的可能是風靡中土的“內卷”——概念被這樣扭曲變形，格爾茨大概也希望它沉睡在賴爾的哲學著作里獨善其身吧。
誤解想必與流行如影隨形，也是大師們及其復雜微妙思想的宿命。一部翻譯史可能也是一部誤解史。如果說翻譯是兩種語言體系、從而也是文化體系之間的碰撞和溝通，那翻譯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的闡釋”，也免不了“闡釋的（無盡）循環”——先是摻雜了較多誤解的部分理解，這部分理解轉過來幫助我們澄清了一些誤解而得到更多理解，如此循環下去，但是既然文本不可能最終確定意義，那譯本也不可能最終確定。經典作品總是值得也需要在某些時候重譯的，不過能否實現，卻取決于很多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格爾茨很幸運，“人文與社會譯叢”的主編劉東先生和譯林出版社有眼光和魄力推動《文化的闡釋》的重譯工作。至于他們選擇譯者的眼光好不好，會不會帶給格爾茨新的不幸，就非我敢在此斷言的了。好在蒙同樣熱愛格爾茨的楊德睿老師不棄，以我望塵莫及的深厚學養助譯難度甚大的宗教人類學和認知人類學數章，給予這個譯本莫大的加持。常說翻譯“吃力不討好”，要討什么好呢？翻譯過程中譯者可以和作者抵足筆談，心通神契，不用向良師交學費，末了尚有一筆稿費：這還不夠好嗎？又要討好誰呢？討好學術評價機器嗎？偶爾為之尚可，學者總不能終其一生都這樣摧眉折腰吧。討好讀者嗎？讀者是作品的潛在知音，知音豈是媚事而得的。深心中我倒愿意討好作者（我聽到了韋努蒂的嘆息），可惜人間已無格爾茨，這部書只能向天堂里的他遙遙致敬了。